預防與控制
與多數其他跨境動物疫病(TAD) 不同，ASF 尚無有效的疫苗和藥物用于治療。因此，維持ASF 無疫區的無疫狀態就非常重要。阻止ASFV 侵入家豬和野豬，一旦檢出感染病例迅速采取控制和根除疫病的措施，是降低該病影響的最佳途徑。當然，目前已有一些成功根除ASF 的例子，例如巴西、葡萄牙、西班牙或科特迪瓦。
預防首先應在邊境采取嚴格的控制措施，并提高相關飼養人員的防控意識。一旦發生疫情侵入，早期檢測、早期診斷、早期應對和良好的溝通交流，可最大限度阻止疫病的蔓延傳播。為了采用最有效的防控措施，必須清楚ASF(在當地)是以何種方式傳播的;通過受感染的豬肉和動物產品的調運( 再經攝入感染);通過包括野生動物在內的活動物之間的直接接觸;以及，通過鈍緣蜱屬蜱蟲的叮咬。
應該在管理機構和個體養殖戶( 如農場主) 層面上采取控制措施，主要是提高生物安全水平。預防和控制活動/ 措施可以通過官方或私營部門來具體實施和推進，但要想取得最佳效果，通常需要兩者的結合。養殖戶可發揮關鍵作用，但可能需要技術和財政支持。
提高警惕意識
提高警惕意識，為所有的養殖場戶提供信息、技術和培訓援助，會極大地有利于疫病預防、控制和監測活動的執行。因此，提高意識被認為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措施，它能使養豬生產者及時采取有效防控措施。
所有與豬有接觸的人員，都應了解如何防范和應對ASF，除了官方獸醫和養殖場戶，還應包括市場供應鏈的運營商，即：參與豬運輸、營銷和屠殺的人，和技術服務者( 如私人獸醫、飼料分銷商等)，以及相關群眾。對于野豬的防控，還應包括獵人、護林員和林業部門。
在獸醫服務人員( 專業和/ 或兼職人員) 和養殖戶/ 貿易商之間建立定期聯系非常重要，除了通過常規的訪問形式外，還應包括“上門服務”來調查和提供疫病相關的技術支持。通過該方式，當面臨不尋常的、潛在的疑似ASF 暴發的時候，農戶們就會有意識尋求官方獸醫人員的幫助。這種“自下而上”的方式也會是影響防控策略措施的制定，更多地考慮養殖場戶的意見，使措施更實際有效。
對于嚴重依賴私營部門來進行官方獸醫服務的國家，需要獸醫官方機構與其進行更多的溝通和聯系(GEMP，2011)。
所有養殖場戶應了解ASF 的潛在威脅，以及如何預防和識別( 即臨床表現)該病，必須意識到，一旦發現ASF 疑似病例立即主動上報( 即被動監測) 的重要性。強調立即上報是非常必要，因為農戶可能將發病死亡看作“正常”情況。同時，應告知養殖場戶如何防范ASF 傳入，特別是對于小型養豬戶，應強調泔水飼養的危害和其他生物安全措施的重要性。在ASF 侵入一個國家時，疫情應向社會公開，并強調要各級提高生物安全水平、進行定期監測，并及時向官方報告可疑病變和死亡事件。關于控制政策的信息也應公開，例如撲殺、補償和恢復飼
養政策，使養殖戶了解他們在整個過程中的作用，以助于增強合作。
家畜經濟人、批發商和營銷人員，雖然是公共宣傳活動的重要目標群體，但往往被忽視。通過家畜經濟人的動物流動是ASF 等疫病蔓延的關鍵因素。動物衛生官員與家畜經濟人之間的互信和養殖場戶一樣重要。對這些人員，宣傳的內容大致一樣，包括禁止買賣病豬，遵守檢疫、免疫、檢測、生豬標識和調運的相關規定，并做好相關記錄。應對他們強調ASF 對國內和國際貿易的潛在影響(GEMP，2011)。
相關宣傳和培訓通常是通過推廣和外聯服務來建立和傳播的，應由公共部門( 有時是非政府組織)，而非商業機構來執行。有多種可供選擇的信息投放方式，如傳單、小冊子、海報、電視及電臺訊息、由宗教領袖或村長組織的聚會等。具體形式將取決于宣傳的目標受眾群體。除此之外，某些情況下，還需要更深入的培訓。宣傳材料，形式多樣，從在線課程到傳統的面對面培訓均可。當需要向大量人員進行宣傳培訓時，培訓講師的模式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也稱為“逐級培訓”。首先培訓講師，再由講師去培訓更多人。
預防
良好的生物安全措施可以降低ASFV(或其他任何病原體)的侵入風險，這不僅適用于養殖場，也適用于供應鏈的各個環節，例如，在活畜交易市場、屠宰場、動物運輸環節等。要特別警惕生物安全水平較低的小型商業豬場和散養戶。還要警惕活畜交易市場，因其動物的來源復雜，調運頻繁。兩者都是ASF 傳播的關鍵途徑，雖然其他環節的生物安全措施同樣適用，但目前已有針對性的措施和指南。
相關生物安全措施，包括：1. 用于阻止病原體侵入畜群或養殖場(外部生物安全)的措施;2. 病原侵入后，在畜群或養殖場內部阻止或者減緩病原在場內傳播的措施(內部生物安全);3. 阻止病毒的場間傳播或擴散至其他場所或野豬群的措施。在政府制定農場生物安全相關條例時，工作內容和效果預期因生豬養殖模式和當地的地理和社會經濟條件(從大規模的、封閉的養殖場到小型的、放養的、村莊養殖)而有很大的不同。全球生物安全問題與所有環境和生產模式相關，但在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國家的家庭養殖業中尤其具有挑戰性。
實際上，提高生物安全水平的方法有很多，其中包括一些簡單易行的方法，如改進生產、免疫和治療記錄等，也就是說，所有養殖場都可以有效改善他們的生物安全管理水平。
養殖場生物安全措施的實施能力取決于其養殖模式、技術知識和經濟水平。負責生物安全措施改進的人員應對不同生物安全系統有著深入的認識，并了解生豬養殖者的訴求和能力范圍等信息。牢記上述因素，將有助于策略實施的可行性和可持續性。
養殖場在疫病暴發之前( 防止引入) 和發生之后( 防止擴散) 所采取的生物安全措施都是為了防控疫病，但兩者存在差異。為了將ASF 的預防措施與一般疫病預防措施相區分，應重點考慮其傳播途徑，以下列出了一些與ASF 最相關的生物安全措施，更詳細的資料可以從FAO《養豬行業生物安全良好規范手冊》中獲取。
泔水飼養
飼料是ASF 和其他疫病防控的一個關鍵環節。鑒于泔水的屬性，其本質上是一種方便、價格便宜，但存在風險的飼料。泔水飼養是將疫病引入健康畜群的高風險因素。有效禁止泔水飼養是一種理想的控制措施，但對于養殖戶的合作程度可能不高，因為泔水飼養或餐廚廢棄物的再利用，對養殖戶而言成本最低，禁止后會影響養豬者的積極性。但無論如何，應避免給豬喂食含有豬肉的泔水，而泔水在飼喂前應煮沸30 分鐘，煮沸的同時還應不斷攪拌，確保均勻受熱，冷卻后再行飼喂。
豬的圈養
應鼓勵建造符合衛生條件的養豬場。養豬場周邊的圍欄，可有效阻止圈養豬和野豬( 以及野生豬) 的直接接觸，減少疫病傳播。周邊的圍欄也將有助于限制野生和圈養豬采食被污染的垃圾、餐廚廢棄物或尸體。此外，因為豬善于挖掘打洞，因此為阻止野生或圈養的豬的進出而設計的圍欄必須延伸到地下至少半米的深度。總之，官方應遏制以垃圾為食物的養豬模式，因為這種模式會讓家豬有機會接觸到潛在污染的垃圾或尸體，并接觸到感染的野豬，及其他以垃圾為食物的豬或野生豬。
然而，與泔水飼養一樣，傳統的養豬模式難以改變，多數養殖者并不認為圈養( 或用專門飼料喂養) 有價值。很多農戶之所以養豬，正是因為這種低成本的散養方式。因此，任何建立更為封閉，并且增加飼料成本的養豬模式的舉動，都可能遭到許多小型養殖戶的抵制。
如果所飼養的豬一天中多數時間可以隨意接觸到垃圾，就很難實施嚴格高效的生物安全措施。然而，可推薦使用一些費用和時間成本較低的簡單的預防措施。比如，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可以考慮在整個村莊周圍建造圍欄，因為通常認為同一個村里的豬具有相同的衛生狀況。建造圍欄還有其他好處，包括防止盜竊、道路交通事故和動物獵食。總的來說，散養的生物安全措施主要是集中在控制飼料、水，牧場，控制野生動物和訪問者方面。
清潔和消毒
與養殖場一樣，設備和相關場所應該經常清潔和消毒。在消毒前，首先應清理豬圈、設備、車輛等附著的有機物質。車輛和人員(鞋、設備等)在進出養殖場時應消毒。已證實有效的消毒劑包括洗滌劑、次氯酸鹽和戊二醛。ASFV 對乙醚和氯仿敏感。病毒經8/1000 氫氧化鈉(30 分鐘)、次氯酸鹽-2.3%氯(30分鐘)、3/1000 福爾馬林(30 分鐘)、3%鄰苯基苯酚(30 分鐘)或碘化合物作用后可滅活(OIE，2013)。也可使用有效的商品化試劑，在使用時應考慮藥劑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不易消毒的設備則應放置在陽光下暴曬消毒。
其他生物安全措施
• 應盡量減少養殖場訪問人員的數量，并要求進入前清潔和消毒鞋靴，或更換衣物和鞋類后方可允許進入，特別是對于高風險人群，如養殖場主和動物衛生專業人員。從事生豬相關工作的人員應避免與其他豬群接觸。
• 車輛禁止進入養殖場，生豬的裝卸載應在圍欄外特定的區域完成。裝運后，應對卡車進行清洗、消毒。
• 在沒有徹底清潔消毒的情況下，不鼓勵養殖場/ 村莊之間的設備共享。
• 應提供專業的工作服和鞋。
• 在可行的情況下，養殖場應封閉飼養，避免引入新的動物。
• 新購買的動物應有可信賴的來源，并檢疫隔離(隔離觀察)至少14 天。(譯者注：具體隔離時間請參考我國相關技術規范，下同)
• 養殖場之間應有足夠的距離。
• 飼養必須進行按日齡分類隔離(全進全出管理)。
• 屠宰豬的胴體、廢水和廢棄物應進行無害化處理，并遠離野生或自由放養的豬。
• 禁止生豬交易市場的豬再次返回養殖場。如果一定需要返回，則應該被隔離14 天，然后再和其他豬一起飼養。
• 工作人員應接受培訓，保證良好的清潔衛生習慣，不斷更新疫病確診方面的知識。
• 防止野生鳥類、害蟲和其他動物進入或靠近動物棚、動物飼料和水源。
風險分析和進出口程序
生物安全概念也適用于國家層面。就像在養殖場一樣，防止非洲豬瘟進入無疫國家依賴于對生豬和高風險產品的安全進口實施嚴格政策，如豬肉和豬肉制品、精液、獸皮等。這種預防措施將降低疫病入侵的頻率和影響。《OIE 陸生動物衛生法典》(2016 年) 提供了詳細的指南。根據《GEMP》(2011)，相關人員和機構應：
• 及時了解受疫情影響國家和貿易伙伴國疫情分布或流行病學變化的相關預警信息。此外，還應收集有關該國入境口岸、豬和豬肉供應鏈的信息，以及不同生產模式的養殖場、野生豬科動物、活畜市場、屠宰場等的分布情況。這些數據將有助于對所有可能的入境和傳播途徑進行風險分析。應定期進行風險評估，其頻率取決于預估的風險大小。后續措施應該是動態靈活的，根據評估得出的風險大小進行調整。
• 根據公認的國際標準，通過額外的、有針對性的限制措施，防止疫病通過合法進口途徑進入。進口限制措施可允許低風險貿易，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檢疫隔離措施的效力。
• 海關、監管和檢疫機構應具備有效攔截國際機場、海港和過境點的非法/不受管控食品和其他有害物質的能力。沒收的材料應當安全銷毀或處置，不得傾倒在可被動物采食或人類接觸到的范圍內。過去的事件表明，應特別注意對受感染國家的飛機、船舶或車輛帶來的廢棄食物進行適當處置，最好是通過焚燒或如有可能，通過化制處理。
• 根據風險水平和檢測能力，考慮在入境前和入境后分別對疫病進行檢測。
• 建立和加強與鄰國政府的跨境會議和信息交流。
控制
當遇到疑似疫情時，立即采取適當的行動是很重要的。獸醫以及養殖場主、工人和其他行業的利益相關者都必須努力控制和防止這種疫病的蔓延。由于受感染的動物在臨床癥狀出現前48 小時就開始大量排出病毒，所以疫情現場的墊料、飼料和動物( 包括活體和屠宰的) 一律不得流出，這是至關重要的。
一旦發現和確認疫情，就必須：1) 啟動應急預案;2) 評估初始疫情( 如規模、傳播區域、流行病學)，以判斷可能需要采取何種控制措施;3) 盡可能快速、完全地實施控制措施;4) 監督進度并相應調整政策;5) 持續與鄰國政府交換信息和數據;6) 與公眾以及所有利益相關者溝通，包括OIE(GEMP，2011)。
在被發現、報告之前，疫病的擴散范圍和嚴重程度直接影響著控制和根除疫病的政策效果。疫病的傳播越廣，受影響地點越多，采取撲殺達到根除的可能性就越小。在疫病傳入一個地區的最初幾天內，撲殺是最有效的方法。這就要求及時發現疫病，一旦發現，受影響的動物可以迅速被撲殺，并進行補償。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很有可能需要采取移動管制和其他措施。因此，在疫情早期，即監測時期，確定受影響地區的地理分布和數量至關重要。總體而言，第一個被發現的病例( 只是病例) 往往不是真正第一個被感染的病例(GEMP，2011)。
當臨床報告的病例數明顯消失時，即進入結束階段，這與初期行動同樣重要。如果存在未檢測出來的感染區域，根除行動將功虧一簣。一個常見的錯誤是由于臨床發病似乎已經消失，社會經濟損失已經結束，因而轉移資源或停止監測和控制措施。但是如果過早地放棄監測，非洲豬瘟很有可能再次暴發。
應急計劃(GEMP，2011)
應急準備是有效控制疫情突發事件的關鍵。但是，應該在預防階段(即“平靜時期”)進行。必須提前達成一致，明確哪些人員將對哪些行動負責，并建立單線指揮鏈和通信渠道。這些渠道和責任往往與平時不同。提前制定應急計劃的好處是，促使所有相關人員仔細思考可能會出現的挑戰，并在疫情暴發前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農戶的參與將大大提高應急預案的實施效果。如果養殖戶明白，迅速果斷采取行動，最終將使他們受益，養殖戶組織將更有可能在緊急情況下積極配合行動。他們還需要知道，在應急計劃的制定和審核過程中，有他們的貢獻和投入。這些計劃和規范是靈活性文件，應定期、按照計劃時間進行審定和更新，以應對自上次修訂以來，發生的實際情況變化( 至少每五年)。
在疫病識別、報告和應急響應程序、暴發調查和分析等方面，應急響應人員需要定期接受培訓。組織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定期參加桌面或實地模擬演練，以確保應急計劃和操作規范等內容的準確實施。這種定期培訓和實踐對維持應急響應能力，及發現當前應急防控體系缺陷至關重要。
法律體制(GEMP，2011)
要迅速采取疫病控制行動，就必須有足夠的法律權力。這些權利包括進入養殖場( 出于疫病監測、預防和控制的目的)、宰殺和消滅感染動物及與感染動物發生接觸的其他動物、建立隔離和移動管制、宣布感染和疫病控制區，并提供補償等。
建立法律權力需要時間，所以在任何疫情暴發之前，必須健全相關法律。由于不可能為每種疫病都制定一套規定，所以應針對所有法定報告或規定清單上的疫病制定一套一般性的法律法規。
有時，需要警察和武裝部隊在執法方面提供協助，例如實行動物移動管制，及保護應急響應行動相關人員。
對于在聯邦制度下運作的國家，全國各地立法應協調一致。這同樣適用于處牲畜和動物產品自由貿易區( 即自由貿易協定) 的國家之間，例如，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ADC)、東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場(COMESA)、東非共同體(EAC)、歐亞經濟聯盟(EEU) 或歐盟(EU)。
資金管理(GEMP，2011)
經驗表明，無法及時獲得財政支持是影響疫病快速響應的主要因素之一。即使只有部分資金到位，也將有可能為以后節省大筆開支。因此，前瞻性財政儲備是防控準備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資金計劃應涵蓋正在進行的工作成本( 例如監測、風險分析) 和緊急情況下的成本( 例如控制)。后者的費用將反映在相關的應急計劃中。
這些資金可以涵蓋整個根除活動的費用。更通常的情況是，這些資金僅涵蓋該活動的初期階段，其余資金則在評估了疫情和控制方案，明確完成清除所需的成本后予以計劃。在一些國家，政府和私營部門可共同出資，緊急應對某些疫病( 即費用分攤)。
溝通
與各層次利益的相關者(從生產者到普通大眾)進行溝通是疫病控制的重要方面之一。最好有統一的發言人，且只面向指定的、受過培訓的媒體進行信息發布，防止謠言產生。
移動控制
與野豬移動或其他途徑相比，ASF 的傳播更多是由于人類活動導致的。對于通過活動物和產品流動而導致的傳播疫病，可以通過強制執行流動管制進行控制，這需要得到立法的充分支持。最好讓動物或動物產品的所有者了解限制移動的必要性，并了解遵守這一要求符合他們的利益 。
然而，比較常見的情況是，一旦發生疑似疫情，養殖戶會立刻向屠宰場出售動物或到市場上販賣肉類產品。感染的動物和污染的肉類在市場流通是嚴重的風險。病豬通過攜帶或排出的方式散播ASF 病毒，特別是在活畜市場。
在養殖場，對于疫情暴發或疑似病例應盡快實施嚴格的隔離措施，即，不允許任何豬、豬肉或潛在感染的物品離開養殖場。未更換( 或消毒) 衣服和鞋子的情況下，任何人不得離開養殖場。當遇到自由采食的豬時，應該立即圍捕和隔離。
在疫點周圍( 控制區)，當局必須防止死亡或生病的動物及其產品的非法貿易。控制區的劃定不一定是圓形，應考慮和利用自然屏障和行政邊界以及任何相關信息來確定便捷。這些區域的邊界必須用路標清楚地標明。
為防止疫病蔓延，限制流動的區域和時間范圍可根據實際情況變化。疫病最有效的限制措施對于養殖戶影響最小。建議采取以下措施：1) 對所有的動物飼養和停留場所進行登記，并對所有動物進行普查;2) 對這些場所中全部易感動物定期進行獸醫檢查;(3) 易感動物( 或其產品) 不得從原場地轉移，除非在官方監督下進行緊急撲殺。
對動物進行檢疫和設立檢查站是實施移動管制過程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在主要道路上的檢查點可能會造成交通的嚴重干擾，或維持成本太高。此外，豬也可以通過隱藏在車里或通過無人看管的小路而偷運到控制區外(GEMP，2011)。
撲殺和處置
感染和排毒的動物是ASFV 的最大來源，也可能通過污染無生命的物品( 即污染物) 而發生間接感染，包括車輛、衣服，特別是人們的鞋類。當動物死亡時，ASFV 的復制停止。然而，尸體在死后會長期具有感染性，因此需要及時有效處理(GEMP，2011)。
撲殺策略包括撲殺受感染的動物，通常還包括疫點中所有其他易感動物，有時還需要對鄰近養殖廠或有危險接觸場點的動物進行撲殺，即通過動物、人或車輛的活動而發生接觸的場點。極少數情況下，完全基于地理位置范圍劃分進行大范圍撲殺。動物必須在當場撲殺并采用以人道方式進行，要考慮到動物福利。屠宰很容易超出能力負擔，所以仔細規劃資源、設備和人員是關鍵，特別是在對大型商業豬場的豬群進行撲殺時。
在完成撲殺后，必須以安全的無害化處理方式處理尸體，例如，焚燒、堆肥、化制或掩埋，以防止尸體被野生豬、野豬等其他進食者( 可能包括人類) 接觸和食用。在短時間內處理大量的豬可能帶來嚴重的后勤保障問題和環境問題。撲殺中最重要的挑戰是，在沒有及時和充足的賠償情況下，養殖戶反對撲殺他們的動物。沒有這樣的( 補償) 機制，很可能會減少基層病例的報告，同時由于非法轉移疫病感染動物和動物產品造成疫病傳播。因此，如果沒有合理的補償計劃，就不應該采用撲殺行動。
清潔和消毒
屠宰后應對所有場地、車輛和設備進行徹底的清潔和消毒。雖然采用合適的消毒產品可以幫助消除病毒，但ASF 可以在蛋白質豐富的環境中生存很長時間，且在各種環境中生存。因此應在圈舍、設備、車輛以及與感染物質接觸的所有表面進行有機物的清除。車輛( 特別是車底、運豬車廂內的墊板和廂體的底座)和人員( 鞋、設備等) 在進入和離開養殖場時要先清潔，后消毒。
被證實有效的消毒劑包括洗滌劑、次氯酸鹽和戊二醛。ASFV 對乙醚和氯仿易感。8/1000 氫氧化鈉(30 分鐘)、次氯酸鹽-2.3% 氯(30 分鐘)、3/1000 福爾馬林(30 分鐘)、3% 鄰苯基苯酚(30 分鐘) 和碘化合物處理可以將病毒滅活(OIE，2013)。也可利用有效的商業產品。應該考慮這些藥劑的環境影響。不易消毒的設備應放置在陽光下暴曬。
補償(GEMP，2011)
補償政策是所有需要宰殺動物，或損壞人民財物的控制政策執行的基石，是鼓勵養殖戶盡早報告疫情的關鍵。雖然補償可能被認為費用較高，但它能促進疫病的早期發現和報告，因此能顯著影響疫情的總體規模和成本。這很可能在總體上更加節省費用。
補償可以采取多種形式，這已經過了廣泛的爭論。補償策略需要仔細評估，并考慮到當地的情況，并讓受到政策影響的人員代表參與相關討論。賠償可以是現金或貨物，例如，替換動物。但無論是否提供現金或動物，都應該詢問養豬農戶的意見，最好是在暴發任何疫情之前。現金的優點是允許家畜飼養者選擇他們想要購買的動物的類型和數量，以及決定購買的時機。然而，使用現金支付可能會發生貪污和盜竊。
在強制撲殺活動中所有被殺的動物，無論是感染的還是由于發生接觸而宰殺，或者出于保證動物福利的目的，都應該進行補償。實際上，是政府購買了這些動物，然后進行宰殺。對于作為強制性活動的一部分而銷毀的產品和財產也應給予賠償。由于補償的主要作用之一是鼓勵疫病的早期報告，因此在疫病報告和確診之前已經死亡或屠宰的動物應不予補償。為了使補償發揮作用，需要在損失發生后盡快進行賠償。制定應急行動計劃時應考慮如何簡便迅速地向應賠償人支付賠償費。
補償標準應按照撲殺時動物的一般市場價格為準，在可能的情況下，可完全以市場價值為準。然而，有些人建議賠償低于市場價值，認為農民也應該承擔一些資金，例如 10% 的資金。不適當或太慷慨的補償政策可能影響疫病控制工作的順利進行。
缺少對撲殺動物的適當和及時的補償可能導致：1) 疫病發生時不進行報告;2) 農民為了自己消費或銷售而進行緊急宰殺;3) 隱藏動物或者將其轉移到其他場所; 或4) 尸體處理不當，丟棄在家豬、野生豬或野豬可接觸的區域。過于慷慨的補償會鼓勵冒險行為，人們希望動物會發生感染，從而得到補償。
與被殺害的動物的價值，甚至流動限制( 例如不能銷售動物) 造成的損失相比，生產者所遭受的最大損失往往是疫情暴發期間的生產損失。然而，這些損失是不可預測的，因為這取決于疫情的總體持續時間和嚴重程度。因此，其他支持機制( 例如賠償以外的財政和社會支持) 應被視為協助受影響農民恢復生產行動計劃的一部分。
重新飼養
一旦認為疫病已經得到控制，ASF 控制相關工作的最后一步是養殖場或疫區恢復生產。在大規模疫病暴發后，一些農戶可能不愿再繼續養殖活動，但大多數人都希望回到原來的生活方式，所以必須恢復飼養。
在重新飼養之前，必須確認養殖場不存在病原體。這可以通過清潔和消毒來實現，通常實施兩次。此外，建議在重新飼養前提高養殖場的生物安全。清潔消毒后，空場地至少40 天不得重新飼養，但期限取決于現行情況，應以風險為依據，而不是任意決定。強烈推薦設立哨兵動物，應對這些哨兵豬進行監視( 臨床和血清學)，以發現潛在的二次感染。如果在40 天后證明沒有感染，則可以將哨兵豬并入重新飼養的豬群。
如果可能的話，應在當地或鄰近地區購買用于重新飼養的豬。這些動物適應當地條件，且當地農民較為了解。從其他多種渠道購買動物，則意味著這些動物的健康和免疫狀況不同。將其在應激情況下混養，可能導致交叉感染。
蜱蟲控制
從受感染的豬舍中消滅鈍緣蜱是一項挑戰，特別是在涉及舊建筑的時候，因為蜱蟲的壽命、耐受力和隱藏在裂縫的能力，通過殺螨劑無法有效殺除。破壞蜱蟲棲息地( 例如，覆蓋蜱蟲可以隱藏的裂縫和/ 或用不含裂縫的材料建造新設施)有助于降低其數量和傳播潛力。遍布蜱蟲的建筑物不應用作豬舍。這些建筑應被隔離，防止豬群進入，或者將其摧毀，并另擇地址重建。如農戶有能力，應盡量推倒重建曾受到污染的建筑設施。此時也最適合考慮升級養殖戶的生物安全設施。
殺螨劑和其他殺蟲劑可用于墊料，或根據產品性質，直接應用于豬的皮膚。由于吸血昆蟲可以在畜群內機械傳播ASF 病毒，因此在感染場所建議進行滅蟲。
野生動物控制
在野生豬或在鈍緣蜱屬蜱蟲種群中，無法采取任何實際的措施來防止ASF 在其之間傳播。唯一的選擇是采取預防措施保護家豬免受感染。在非洲南部和東非的部分存在叢林傳播循環的地區，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完整的圍欄或永久的畜舍可對家豬提供完全保護。柵欄或墻壁必須在地表以下有至少0.5 米，以防止疣豬挖洞，推薦的高度為1.8 米。此外，在南部非洲發生叢林傳播循環的區域，可通過監測周圍的疣豬洞穴里的鈍緣蜱屬蜱蟲來發現和監測疫病情況。如果歐亞野豬( 或野生的家豬) 種群存在ASF，就更加難以有效控制。策略是，盡量避免歐亞野豬和家養豬之間的接觸，通過豬舍圍欄，限制自由放養或野生家豬的數量，并確保妥善處理廚房和屠宰產生的廢物。關于如何在歐亞野豬中最好地控制ASF 有很多爭議。在疫病流行期間，移除野豬尸體并對該地點進行清潔消毒，盡管非常消耗資源，但在東歐已得到廣泛使用并取得成功。增加狩獵壓力可能適得其反，因為可能會迫使野豬逃到其他地區。人為補充喂養將使野豬保持在已知的、明確定義的區域內，從而限制動物移動和病毒擴散。但是，也將促進動物之間的密切接觸，從而促進疫病在個體間的傳播。在開放區域設立圍欄來限制免野生動物移動的方法，實施難度大，且維護成本高。該方法擾亂了野生動物的移動和遷徙，而且其效果也令人質疑，因為野豬會鉆過或繞過柵欄。使用驅逐劑的方法也存在問題。獵人和狩獵俱樂部以及林業部門，是監測和控制野豬ASF 的重要力量。
分區和分隔
如果疫病只出現在國家的一個區域，那么分區(Zoning) 就成為實現逐步消除和根除的重要戰略，同時允許無疫病區進行貿易。為了實行分區，國家當局必須劃定感染區域和無疫病區，并對其間的活豬和及其產品的流動實施嚴格控制。分隔(Compartmentalization) 則是不同的方法，它是在擁有共同的生物安全管理系統的供應鏈的基礎上建立亞群體。這些亞群體，與不同或潛在不同狀態的所有其他子群體嚴格區分開。分隔方法非常適合商業養豬場，甚至可以允許他們在感染地區繼續進行經營活動。分隔的費用和責任由生產者及其供應商承擔，但監督和批準仍然由獸醫主管部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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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R8000免疫定量速測儀
2. 霉菌毒素檢測試紙卡：黃曲霉毒素（AFB1）、嘔吐毒素（DON）、玉米赤霉烯酮（ZEN）、T-2毒素（T-2）、伏馬毒素（FUM）、赭曲霉毒素（OTA）
3. 寵物疫病抗原檢測試紙卡：犬瘟熱病毒、犬細小病毒、犬冠狀病毒、貓瘟病毒、貓冠狀病毒等。
4. 豬病檢測試紙卡：豬瘟抗體檢測試紙卡、豬藍耳病抗體檢測試紙卡、豬口蹄疫抗體檢測試紙卡等
5. 禽病檢測試紙卡：禽流感H9亞型抗體檢測試紙卡、雞毒支原體抗體檢測試紙卡、雞滑液支原體抗體檢測試紙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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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系人：王女士（139 8622 0687）；畢先生（136 5725 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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